每年5月份，国家统计局官网会发布上一年度的平均工资数据。每当平均工资数据公布时，总有一大部分群众感觉自己“被平均” “拖后腿”了……
那么，“平均工资”这一数据到底怎么得来？如何全面、客观地看待这一数据指标？指标都有哪些用途？国家统计局给出了权威解答。
工资组成部分的依据是什么？
计算工资组成是依据1990年1月1日国家统计局令第一号发布的《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随着经济发展和分配形式的多样化，国家统计局随后也发布了一些补充规定，但一直遵循《工资总额组成规定》的主要精神和基本原则。
根据该规定，工资总额是指本单位在报告期内（季度或年度）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从业人员的劳动报酬总额。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
工资总额是税前工资，包括单位从个人工资中直接为其代扣或代缴的个人所得税、住房公积金和社会保险基金等个人缴纳部分，以及房费、水电费等。
年度平均工资数据什么时候发布？
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数据每年在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发布，一般于当年5月份发布上一年度平均工资数据。
平均工资详细数据，如“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货币工资指数”“分地区分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等数据发布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上。
怎样全面客观看待平均工资指标？
首先，平均工资不等于个人工资。平均工资是反映工资总体情况的指标，是由统计部门根据每个单位上报的数据汇总计算得出的平均概念，反映的是从行业、地区等维度分组的总体工资水平。由于各单位所处行业、所在地区和经济效益的不同，各单位的工资水平有高有低;而在同一个单位内，不同个人受所在岗位的不同，工资也存在差距。因此，不能简单拿个人工资与总体平均工资进行直接比较。实际上，工资一般呈现正偏态分布，平均值往往偏离并高于一般水平，即大多数个体数据低于平均值。
其次，平均工资反映的是税前工资。公众对工资收入的感觉往往是依据拿到手的实发工资，但统计部门统计的工资是税前工资。根据国务院批准发布的《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和国际工资统计的通常做法，工资包括了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公积金以及养老、医疗、失业保险基金个人缴纳部分。所以，统计部门公布的平均工资比个人实际拿到的工资要高。
平均工资指标都有什么用途？
一是平均工资是制定各地区、各行业工资标准和进行劳动力成本核算的依据，是进行国际比较、评估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数据。
二是平均工资反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基本状况和变化，对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政策至关重要。
三是平均工资是征缴和支付各项社会保险的重要依据和作为赔偿制度的基础数据。
此外，平均工资具有一定的市场参考价值。比如一些企业在进行投资设厂布局时，为了最大程度地节约人工成本，也会参考地区间平均工资数据。
一线城市平均收入多少？
一般来说，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就业机会更多，工资水平更高，也能吸引更多人口流入。那么四大一线城市之外，15个新一线城市的人均收入水平如何？
根据公开资料，梳理统计15个新一线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后发现，苏州在15个新一线城市中人均收入水平最高，杭州和南京紧随其后，这三城人均收入均超过6万元;长沙在中西部领跑，并且超越了东部的青岛和天津。
根据·新一线城市研究所2020年6月发布的《2020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15个新一线城市分别是：成都、重庆、杭州、武汉、西安、天津、苏州、南京、郑州、长沙、东莞、沈阳、青岛、合肥、佛山。
三城超6万元
数据显示，15个新一线城市中，有5个城市2020年人均收入超过了5万元大关，其中有3个城市超过了6万元大关，分别是苏州、杭州和南京，这三个城市全部来自长三角。
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苏州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2582元，比2019年增长4.1%。这一收入水平仅次于北上广深这四大一线城市，位居全国第五。
苏州的城乡差距也较小。其中，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70996元和37563元，同比分别增长3.4%和6.9%。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3.5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比值为1.889，比2019年缩小0.063。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分析，苏州背靠上海，接受上海的溢出效应十分显著，无论是改革开放后苏州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还是近年来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上海的服务和辐射带动作用对它都十分关键。
作为普通地级市的领头羊，苏州一直被外界誉为“最牛地级市”。2020年，苏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170.5亿元，这是全国第6个GDP突破2万亿元的城市，也是6个城市中唯一的普通地级市。2020年，苏州全市高新技术企业申报数、认定数、净增数和有效数创历史新高，年末有效高新技术企业达9772家，逼近1万家，继续名列四大一线城市之后，位居全国第五。
不仅如此，苏州下辖的几个县级市如昆山、张家港、常熟，长期位列全国百强县前列。其中，昆山市在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排名中已连续十余年位居榜首，素有“中国最强县”之称。
苏州之后，杭州人均收入也达到了61879元。浙江是民营经济最发达的省份，杭州作为省会，集聚了众多大型民企总部。新世纪后，杭州的信息经济在全国独领风骚，发展成为我国的“电商之都”。杭州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实现增加值4290亿元，增长13.3%，高于GDP增速9.4个百分点，占GDP的比重为26.6%，较上年提高1.9个百分点。
在信息经济的引领下，杭州的收入水平节节提升，也吸引了大量人才流入。根据去年智联招聘和恒大研究院联合推出的“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杭州流入人才中，有28.8%流向了IT、通信、电子、互联网行业。从人才来源看，来自上海和北京的人才合计占比达23.6%。可见，杭州发展所需人才主要在一线城市中，杭州也具有从一线城市争取人才的能力。
南京作为第二经济大省江苏的省会，2020年GDP首次跻身全国十强之列。同时居民收入稳定增长，2020年全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60606元，同比增长5.2%，也是首次突破6万元。
天眼查数据显示，2016~2020年五年间，南京企业年度注册增速始终稳定在12%以上，近三年增速均高于深圳、上海和北京。
长沙赶超青岛天津
苏杭宁之后，是珠三角的两个新一线城市东莞和佛山，两市的居民人均收入相差无几，分别为56533元和56245元。总体上看，包括东莞和佛山在内，珠三角除了深圳和广州这两大一线城市之外的所有城市，统计的居民人均收入水平要比长三角低一些。
广东省统计局的一篇分析指出，总体来看，大湾区珠三角九市除广州、深圳居民生活水平可以与长三角地区城市相媲美之外，其余城市难以跟长三角地区的主要城市相比，居民收入总体水平明显低于长三角地区，收入差距也高于长三角地区。
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分析，广东原先的产业结构主要以三来一补为主，劳动密集型企业较多，外来务工人员较多。相比之下，长三角原来的国企较多，经商也比较多，整体的收入水平更高。
总体上看，江浙地区集体经济更发达，也有很多大型企业。集体经济比较规范， 老百姓（68.790， 0.00， 0.00%）从集体经济中所获得的收入会比较高。而珠三角个私经济比较发达，统计也相对没那么规范。
在15个新一线城市中，位居第6的是中部的长沙，值得注意的是长沙的人均收入不仅在中西部的城市中领跑，而且还超过了东部的青岛和天津等地，可谓相当耀眼。
近年来，长沙的装备制造业、文化产业、医药、汽车十分突出。以装备制造业为例，近年来长沙涌现出了三一重工（35.270， 0.00， 0.00%）、中联重科（13.070， 0.00， 0.00%）、山河智能（9.050， 0.00， 0.00%）等装备制造企业。发达的实体经济是长沙实现较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坚实基础。
值得关注的是，长沙不但收入高，而且房价水平一直保持较低水平，一直是“收入高、房价低”的典范。此前不久，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建新在接受专访时透露，长沙现在是全国所有大城市里房价和收入比最低的城市，一个普通家庭工作6.4年就可以买100平方米的房子，年轻人不靠父母，和伴侣一起就可以轻松交首付供房。
目前，15个新一线城市中，仍有三个城市的全体居民人均收入低于4万元大关，分别是西部的重庆、西安以及中部地区的郑州。
这其中，郑州虽然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但仍然存在明显的短板。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牛凤瑞对分析，相比南京、武汉、成都这些大区中心城市以及合肥、长沙等兄弟城市，郑州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比较少，整体科创能力不突出。新兴产业发展水平也会影响到居民收入的水平。
另一方面，一个城市全体居民的收入水平，不仅受产业发展的影响，也跟该城市的城市结构、城镇化水平紧密相关。比如有些新一线城市下辖较多县和县级市，农业人口占比比较高，这也影响了全体居民收入。因此，衡量一个城市的收入水平，还应该参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水平。
比如，成都2020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075元，在15个城市中位列第12位，但成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8593元，位列第9，超过了合肥、天津、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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