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泽平回归资本市场首场宏观策略报告会，暨东吴证券与吴晓波频道签约仪式，今日下午15点举行。
任泽平指出，中国的这一轮改革我认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改革的预期形成的过程；第二阶段，落地攻坚阵痛期；第三阶段，红利释放期。
改革预期形成和争议的时期，大致2012—2015年。落地攻坚以及攻坚的阵痛期2016—2018年，整个社会包括资本市场弥漫着非常悲观的气氛，什么洗洗睡、离场论，我们处在阵痛期。19年以后，我们还处在攻坚期，但是前期的很多改革举措进入到红利释放期。一个比较大的转折在2015年底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转折性意义。当时我们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破旧立新，把过去高增长积累下来的过剩产能、过多库存以及金融杠杆的风险破掉，过去这几年把这些风险划掉以后，过去这些年面对中美贸易摩擦面对疫情，中国没有出现大的金融风险，因为我们提前扎好风险的篱笆。降成本补短板，立新，建立新的产业。三大攻坚战，包括“双循环”都是在不断深化整个面对“新5比旧8好”、高质量发展的挑战。推动注册制改革，建设多层资本市场，依靠创新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逻辑是自洽的。创新发展最后要依靠资本市场，传统依赖银行主导的融资模式比较匹配原来重化工业的时代。资本市场上升到重要的位置，包括注册制改革，反垄断等等这些都是逻辑自洽的，包括碳达峰、碳中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总的结论，未来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我们正站在新周期的起点上。过去十年我们找到中国问题的症结，因为前期的调整，我们具备了非常强大的执行力，这些年跟过去完全不一样，整个动员能力。这是我们处的环境背景。
任泽平表示，在过去的这几年，我们每年都会提出我们的一些看法和判断，很幸运，这些年大的判断基本上还可以。比如说在2014年我们提出五千点不是梦。2015年我们在股灾前预警，海拔欲高，预测一线房价翻一倍，经济L形。2017年提出新周期，2019年当时市场非常悲观的时候我们提出否极泰来和未来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2020年，我倡导新基建，后来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去年下半年倡导放开生育，大家知道这次关于生育政策和人口政策在未来会出现比较大的调整。我们这一代学者的使命是什么？我始终认为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对他人对所服务的机构以及社会的价值。今年年初市场充满争议的时候，我当时提今年可能市场最大的逻辑或者主题应该是通胀预期，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这个分析框架可能是房地产领域大家用的最多的广为流传的一个包括大的开发商，包括我们很多投资者，包括从业人员用的分析框架。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作为中国经济的观察者，在2015年市场比较疯狂的时候，我们进行理性的提示风险，但是在2014年以来我们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前景，我在经济学家里面比较乐观，很多人讲任博士是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最大的多头。站在现在这样一个时点，我们来看未来，究竟我们怎么来认清我们所处的时代以及当前的经济形势。我想从客观、理性、专业、独立的角度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一些观察和最新的看法。
任泽平表示，最后给大家讲现在面临的四大矛盾以及应对。
第一大矛盾，中美贸易摩擦，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是什么？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现在的经济规模已经是美国的70%，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在以5%—6%的速度增长，我们是美国潜在增长率的2—3倍。按照这样一个趋势下去，大约不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大约在2030年前后，中国经济规模将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每个人想想这个场景意味着什么，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这是中华民族重回世界之巅，重回王座，王者归来的一天。我们很幸运赶上时代的大潮，我们可以见证这个历史。先后有两个挑战者前苏联和日本，它们都爆发了冲突，而且不简单是贸易领域的，包括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甚至军事，包括金融领域全面的对抗。中国未来还有7—10年我们就会重新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重新回到王座，这里面会发生什么？答案是非常清楚的。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是在位霸权国家遏制新兴大国的崛起，它具有长期性和严峻性，我们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的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冷静和战略的定力。
当然我也非常赞同一位长者基辛格呼吁，为了世界的和平和长期的繁荣，中美一定要多对话多交流。双方都要做出调整，确实世界的整个治理版图发生了深刻变革。从美国的角度，在未来十年美国要调整心态，接受一个日益崛起的融入全球化的中国。中国也要调整心态，当我们强大以后，我们要相应地承担全球的责任，并且尊重全球的游戏规则。
第二大矛盾，创新发展。过去靠人口红利、要素红利等等实现了高增长，未来我们要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创新驱动。我倡导新基建，大家都知道这些年我倡导的新基建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对于一名学者而言，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一个贡献。新基建有利于扩大需求，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有助于培育中国的新产业，打造中国经济的新引擎。过去40多年中国本身就是超前的大规模基础设施的受益者，印度为什么抓不住全球化红利，中国抓住了？很重要的跟这个东西有关。未来的新基建是什么？三大新基建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为代表的科技领域的新基建和教育医疗等代表的民生领域的新基建，以及营商环境、服务业开放、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等制度领域的新基建。
第三大矛盾，中国在未来10年将会面临加速到来的人口老龄化。中国人口的未来这是内部最大的灰犀牛之一，过去30年20年根本不用care这个事情，但是未来10年这是一个好大的事情。中国的婴儿潮62到76年，我们受益于婴儿潮的人口红利，中国过去高增长就是这批人年轻时干出来的，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62年出生的人现在59岁了，明年就退休了。为什么你会看到公共政策领域讨论延长退休，因为如果你不做政策调整，未来中国的婴儿潮加速退出劳动力市场，中国的老龄化不是像欧美慢慢来的，中国有计划生育，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未来5—10年扑面而来，加速到来。“十四五”包括这次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把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到国家战略，我们还未富先老。人口老龄化欧美包括日本都已经进入发达国家了，我们人均GDP刚过1万美元就迎来老龄化的挑战。我也呼吁放开生育，从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22年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超级老龄化社会，2060年3个人里面有1个是65岁以上的老人。
还有少子化，那老龄化来了有什么问题吗？老龄化来了以后，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将会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投资率储蓄率下降，社会抚养比和养老负担加重，政府的债务和社会保障压力都会上升，而且更重要的是社会的活力将会下降。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的挑战，要尽快放开生育，让生育权回归家庭，加快构筑生育支撑体系，同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建设一个老年友好型社会，这是我们面临很大的挑战。
第四大矛盾，最坚硬的泡沫房地产。原来讲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近期看金融。我们研究过去十几年十几个经济体包括住房制度的案例，基本的结论是住房制度决定房地产市场，制度是它的基因，基因是有很强大的自我繁殖能力。中国房地产走到今天就是因为当时我们的住房改革学习的是中国香港，中国香港学习的是英国，这几个经济体都是高房价，严格来讲香港是教训，远远谈不上成功的经验。包括像美国、日本的房地产也是不成功的，因为货币超发带来严重的资产价格泡沫以及金融风险。世界上搞成功的房地产是德国和新加坡，搞租赁，包括对货币的强有力的控制。根据我们对国际经验的研究，我们认为中国房地产长期健康平稳发展是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人是需求，土地是供给，金融是杠杆。到现在坦率地讲，新基建我们呼吁从学术讨论成为国家战略，我们呼吁放开生育，最近做出政策调整。但是我们对房地产的认识我认为到现在可能还是离真正解决问题的根本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就是我们在过去这一两年看到的现象，放在我们的框架里面一点都不稀奇。中国房地产的根本问题就是人地错配和货币过去一度超发，过去计划的思维控制大城市发展中小城镇，区域经横发展小城镇的思路是错的。这种思路导致人往大的都市圈积聚，但是土地指标没有供过来，导致人地错配，一二线高房价，三四线高库存，这是有解的，并不是完全没解。从经济上从技术上，作为一个学者可以负责任跟大家讲，中国房地产走到今天还有解，而且我们还有最后十年的时间窗口，但是我们要先解决认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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