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经济发达的城市凭借优质的社会公共资源和良好的就业机会,会对流动人口形成强大的吸引力。那么,哪些城市的净流入人口最多?哪些城市的净流入比最高呢?

  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公布的相关数据以及部分城市的统计公报,对42个重点城市的人口净流入情况进行了梳理,当前人口净流入最多的10个城市分别是上海、深圳、北京、东莞、广州、天津、佛山、苏州、宁波和杭州,全部来自三个经济圈,其中珠三角4个,长三角4个,京津冀2个。

  需要说明的是,人口净流入是指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差值,常住人口大于户籍人口,就说明该城市人口处于净流入,反之则为净流出。通常来说,一个地方的户籍人口总有一部分流出,即便是北上广这样的发达大城市,也有一部分户籍人口在外地。因此户籍常住人口的数据会小于户籍人口数据,而外来常住人口数据会大于人口净流入的数值。另外,净流入体现的是历年的存量,并非单年的变动。

  上海深圳北京位居前三

  从净流入总量来看,上海、深圳、北京、东莞和广州位居前五,这其中除了东莞之外,其余均为一线城市。

  其中上海的人口净流入达到了958.84万人,总量位居全国第一。根据2019年上海市统计公报,2019年年末,全市常住人口总数为2428.14万人。其中,户籍常住人口1450.43万人,外来常住人口977.71万人。

  作为我国经济总量最大的城市,上海也是我国常住人口和城区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根据今年4月智联招聘和恒大研究院联合推出的“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报告,经济体量大且增长稳定的上海,人才吸引力指数在2017年由第二名升至第一名,随后三年也维持在第一的位置。

  人才流入上海主要因为上海的经济体量大、薪酬水平高。2019年,上海GDP规模达到3.8万亿元,位列全国城市第一。此外,上海拥有大量的跨国企业,以及上交所等金融机构,总部经济、研发创新等十分突出。2019年,上海流入人才中9.9%流向商业服务,显著高于其余9个重点城市。

  深圳以793.17万的净流入人口位居第二。2019年深圳市统计公报显示,全市年末常住人口达1343.8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1.22万人。其中常住户籍人口494.78万人,增长8.8%,占常住人口比重36.8%;常住非户籍人口849.10万人,增长0.1%,占比63.2%。

  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对分析,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原有的“土著”占比很低。很多户籍人口也是这二十多年来才落户的。另外,深圳的落户门槛相比京沪要低很多,而且近年来大幅放开,因此深圳的户籍人口增长较快。在这部分户籍人口中,很大一部分也是工作后才落户深圳的毕业生。目前,深圳仍是一二线城市中最年轻的城市,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相当高。

  北京以756万人的净流入总量位居第三。数据显示,2015年北京常住外来人口822.6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37.9%;2019年北京常住外来人口745.6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34.6%。

  京沪两个超一线城市人口已经超过2000万,出现人口过多、交通拥堵、生态环境等问题,因此京沪相继提出了人口控制和疏解的政策,这也使得近几年北京的常住外来人口有所下降。

  珠三角人口密度最高

  珠三角的东莞和广州分列四、五位,两市的人口净流入都超过了570万人。目前,净流入人口超过500万的也就四个一线城市和东莞。

  值得注意的是,在人口净流入前五名的城市中,有3个来自珠三角地区,分别是深圳、东莞和广州。此外,珠江西岸的佛山净流入人口也超过了350万人,位居全国第七,可见珠三角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

  根据国家卫健委此前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2016年珠三角城市群常住人口达到了5998.5万,常住人口密度为1033人/平方公里,是全国平均人口密度的7倍多,也是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2016年,珠三角净流入人口为2647.97万人,占常住人口的44.14%。

  广东省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广东人口发展状况分析指出,2019年,广东省常住人口数量继续居全国首位,占全国人口总量的8.23%,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人口密度为全国的4.40倍。“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持续发挥作用,人口流动进一步大城市化和都市圈化,数量庞大的外来人口以及相对较高的自然增长率减缓了老龄化进程。

  长三角也有4个城市净流入数量位居前十,分别是榜首的上海,以及分列八到十位的苏州、宁波和杭州。后三个城市的人口净流入规模要小一些,合计为737万人,还不及一个深圳的规模。

  从净流入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即净流入比来看,有9个城市超过了30%,分别是东莞、深圳、中山、佛山、上海、厦门、广州、北京和苏州,主要来自三大经济区以及闽南三角洲。其中,珠三角地区就占了五席,且前四名均来自珠三角。东莞和深圳两市的净流入比更是超过了50%,分别为70.34%和59.02%,外来人口明显超过了户籍人口,呈现出典型的倒挂现象。

  对东莞、深圳等地来说,加快推进外来人口市民化是这些城市发展的一大要务。在这一过程中,除了降低落户门槛外,加快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补短板是重中之重。比如从每万人拥有卫生机构的床位数来看,东莞仅为37.1张,深圳这一数字也仅为38.1张,跟武汉、成都、重庆、杭州、郑州、长沙等城市相比均有非常大的差距。

  彭澎认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一个城市医院的床位数、执业医师数量都是按照户籍人口的数量来定编的。尽管这几年沿海城市也逐渐在按常住人口来配备医疗资源,但总体来看,一些外来常住人口很多的城市,配备的医疗资源还是不够,仍需要加快补短板。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分析,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发达地区都有大量的外来人口,当前这些地方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都已经很高了,接下来最重要的是要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尤其是这些地方有相当多外来常住人口没有户籍,没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但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公共配套投入都是需要钱的,因此需要财权、事权对称。

  重庆、南宁为何净流出

  在统计的42个城市中,共有25个城市净流入规模超过百万。这些城市主要分布于沿海发达地区以及中西部的强省会城市。其中,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大多是人口净流入地区,但也有个别的人口为净流出。

  其中一个就是南宁,作为广西的首府,南宁的户籍人口达到781.97万人,常住人口只有734.48万人。与其他省会城市相比,南宁经济首位度不高,辐射带动能力较弱。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牛凤瑞对分析,南宁发展存在差距有多重因素。比如在产业上,南宁缺乏主打产业集群,广西的重工业布局主要在柳州。多重因素之下,南宁的首位度比较低。

  近年来,广西正在积极推进强首府战略,提升南宁的首位度。2019年11月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实施强首府战略的若干意见》《关于支持强首府战略的若干政策》。会议指出,首府强则广西强,加快南宁发展对于促进全区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期公布的广西“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广西要大力实施强首府战略,深入推进北钦防一体化,高标准建设南宁都市圈,共建北部湾城市群,建优建强北部湾经济区,扬起引领全区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的龙头。

  另外一个人口净流出的大城市是重庆,净流出人口达到291.97万人。作为一个直辖市,重庆的总人口超3000万人,面积达8.24万平方公里,人口规模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但重庆主城区只有1000万人左右,大量的人口分布在下辖区县,尤其是渝东南、渝东北地区,由于这些地区经济欠发达,所以人口大量外流。

  随着重庆主城区经济的快速发展,重庆的常住人口也在明显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口进入到重庆主城区工作。根据重庆市统计公报,2019年全市常住人口3124.32万人,比上年增加22.53万人;全年外出市外人口474.02万人,市外外来人口182.05万人。全市农民工总量758.6万人,比上年下降1.0%,其中外出农民工541.9万人,下降2.2%;本地农民工216.7万人,增长2.2%。

  1、广东浙江继续领跑,“二八现象”愈发凸显。2019年我国人口流动的方向进一步加强了2018年的大趋势,继续呈现“东迁”和“南下”的特征。不过人口的流向变得更加集中,70%以上的人口净迁入量都流向了浙江和广东,“二八”现象愈发明显。

  2、省内层面:继续向核心城市集中。每个省份内部,只有省会等少数城市是人口净流入的,大多数城市都面临人口净流出的压力。浙江省90%以上的净流入人口,都流向了杭州和宁波,广东主要流向了深圳、广州和佛山。

  3、“抢人”愈演愈烈,新一线明显发力。从城市等级来看,一二线城市人口持续流入,三四五线城市人口在持续流出。18年“抢人”大战比较成功的安徽省和西安市,19年人口迁入规模明显放缓。核心城市都开始加入“抢人”队伍,未来中小城市的人口流出压力还会更大。

  4、小城市持续流出,地产调整压力大。随着地产刺激的退出,人口对于房价的影响也会越来越明显,人口持续流出的地方,未来房价调整压力会更大。而对于人口流入的城市,房地产市场也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口流入,对房价推升更明显,深圳就是一个例子。

  广东浙江继续领跑,

  “二八现象”愈发凸显

  2019年,我国人口流动的方向进一步加强了2018年的大趋势,继续呈现“东迁”和“南下”的特征。2019年我国东部省份人口净流入规模超过150万,而按照秦岭-淮河一线来划分南北方的话,南方省份人口净流入达到167万。而且东部和南方省份的人口迁入规模,相比2018年进一步增加。

  从具体省份来看,人口的流向变得更加集中。2019年浙江和广东人口净流入规模就达到了84.1万和82.6万,在全国层面遥遥领先。根据我们计算,70%以上的人口净迁入量都流向了浙江和广东,而前两年这个比例都只有60%左右。与其说人口流向了东部和南方省份,不如说是更加集聚地流向了广东和浙江两省,“二八”现象愈发明显。

  省内层面:继续向核心城市集中

  从省内流动的情况来看,也和2018年类似,人口继续向省会和“双子星”类核心城市集中。在每个省份内部,只有省会等少数城市是人口净流入的,大多数城市都面临人口净流出的压力。比如江西、山西、河南、湖北、陕西、甘肃等地,基本上都只有1-2个城市人口在净流入,其余城市人口均在净流出。

  而且即使是各省内的核心城市,2019年也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分化。以福建为例,2018 年厦门和福州人口净迁入量分别为5.37万和2.76万,相差不大;但2019年两个城市的差距明显拉开,厦门净迁入量达到了13.3万人,而作为省会城市的福州,净流入量只有0.8万人。这说明,在经济和政策因素的驱动下,人口在地区之间的分化在加剧。

  即使是人口流入大省,也不是“遍地开花”。以浙江省为例,2019年人口净迁入规模居全国第一,浙江省的11个地级市中,有4个城市是人口净流出的。剩下7个城市是人口净迁入。但从规模上来看,其实浙江省绝大部分的净流入人口,都流向了杭州和宁波。其中,杭州人口净迁入49.35万人,宁波人口净迁入30.07万人,占省内各地市净迁入总量的90%以上。

  人口净流入的另一大省广东的情况也是类似的,大部分的人口都流向了深圳、广州和佛山,其他城市的人口迁入规模相对较小,部分城市甚至还在净流出。

  “抢人”愈演愈烈,新一线明显发力

  从各等级城市的情况来看,一二线城市持续人口净流入,三四五线城市人口在持续流出。

  一线城市中,北京和上海仍维持人口总量控制政策,深圳和广州继续人口净流入。2019年北京人口继续净迁出,但净迁出规模从2018年的22万缩窄至6.3万。上海虽然保持人口净流入,但规模不到1万人。而深圳和广州人口在大幅流入,2019年广州净迁入25万人,尽管深圳未公布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据,但根据常住人口增量推算,净流入体量估计也有30万左右。

  新一线城市加入了“抢人”大战的队伍,近两年人口迁入规模明显增加。比如杭州、南京等新一线城市,除了经济上的吸引力外,在人才吸引政策方面也在不断增加力度,不仅落户政策有所放宽,还在人才补贴、租房补助、购房补贴等多方面提供相应的待遇。2017年的时候,新一线城市的人口净迁入量还不到90万,而2019年该规模已经升至140万。

  在2018年的时候,“抢人”最成功的当属安徽省和西安市。2018年安徽省各地人才政策均大幅放宽,而当年也是安徽人口净流入的巅峰。但这种盛况只维持了一年,2019年安徽人口净流入明显放缓,净迁入规模甚至比2018年之前的水平都要低。从地级市层面来看,2018年安徽省内各市几乎都是人口净流入的,而到了2019年,已经有6个地市出现人口净流出的现象。西安也很类似,尽管2019年仍有13万的人口净迁入,但相比2018年的32万也是明显放缓的。

  这也说明,要想持续地吸引人口,仅靠高成本的人才政策是不够的,关键还要看经济和产业的持续发展。

  几乎所有的三四五线城市,继续面临人口持续净流出的压力。而且在我们统计的206个城市中,即使不剔除人口的自然增长,2019年有28个城市的常住人口也是负增长的。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连续六年负增长,意味着我们已经步入了人口存量竞争的时代。核心城市都已经开始加入“抢人”队伍,未来中小城市人口流出的压力还会更大。

  小城市持续流出,地产调整压力大

  长期来看,人口是影响房价的关键因素。像日本在90年代以前房价一路上涨,对应的也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城市化率快速提升的时代。而90年代以后房价明显回落,这其中固然有地产泡沫破灭的因素,但为何这么久以来房价却再也没回去呢?人口或是关键,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在90年代中期达到峰值,之后便开始持续下行;而90年代以后城市化率的速度也大幅放缓,也就是说支撑房价的人口基本面已经发生了明显转变。

  我们也统计了2018-2019年我国各地房价涨幅和常住人口的变化,发现两者存在一定的正相关。随着地产刺激的退出,人口对于房价的影响会越来越明显,人口持续流出的地方,未来房价调整压力会更大。其实中小城市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压力,从2018年以来就已经持续体现了。

  即使都是人口流入的城市,房地产市场也可能有不同的表现。Wang等人(2017)采用中国城市非户籍人口占比和房价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区域间人口迁入每增加1%,将导致房价上涨0.7%。研究也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人口迁入都对房价有推升作用,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口净迁入对房价的影响更大。

  这也就能解释,为何近期深圳房价的上涨压力会比较大。2019年深圳常住人口增加了41.2万,其中常住户籍人口的增量就有40万,常住非户籍人口只增加了1.13万,如果扣除人口自然增长,常住非户籍人口可能还是减少的。这就意味着,去年深圳农民工或许在净迁出,而迁入的人口大多是符合落户条件的引进人才,这部分人口的净迁入对房价的推升作用更加明显。

  所以往前看,在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政策刺激减弱的大背景下,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压力会越来越大,各地抢人政策也会愈演愈烈,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性特征也会越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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