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月的深圳，天气很热，树木生机盎然 ……"
在 2018 年的视频中，华为以上个世纪 60 年代的教育影片风格记录了一次企业活动。
这次活动的举办地点在华为深圳坂田总部的 " 三角地 "，这是华为接待最尊贵客人的地方。
7 月 26 日，华为高管纷纷聚集于此。当天，华为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任正非身穿天蓝色西装外套和白色卡其裤，在一段严肃的发言之后，他登上领奖台，把一块沙拉盘大小的带框金牌授予了一位土耳其人。
这位土耳其人不是世界领袖、亿万富翁，也不是战争英雄，甚至，他的名字对很多人来说都十分陌生。整场活动，他都一直僵硬地坐在凳子上，穿着不合身的西装，看上去就是一个吃瓜群众，然后，他就登上了领奖台，接受着世界的注目。
这位土耳其学者名叫ErdalAr ı kan。
说到 ErdalAr ı kan，可能很多人还不是很熟悉，但是一提到 5G，相信已经无需赘述，随着苹果姗姗来迟地推出支持 5G 的 iPhone12 系列，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用上了 5G 套餐。
而华为 5G 的秘密，正是来自于 ErdalAr ı kan。
十年前，ErdalAr ı kan 在信息论领域取得了重大发现，华为从中摘取了理论性的突破之处，并投以投资巨额和顶尖的工程人才，试图将这个理论落地成具有商业价值的东西。经过了多年的努力，以及必要的谈判，如今，这项技术以 5G 的面貌呈现在了世人面前。
过去 30 年间，华为在世界的崛起被普遍视为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重大突破，或许，再也不会有任何一家公司在国内受到热烈追捧的同时，在美国遭遇如此重大的滑铁卢：5G 发展受阻、芯片断供，到最近荣耀系列被剥离。
即使华为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技术力量之一，也从不吝惜在科研上的资金投入，但是欧美国家的同行对华为的认可程度似乎一直不怎么高。
好在，华为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当任正非把这块法国造币厂制作的纯金奖牌交给 ErdalAr ı kan 时，仿佛他也在戳西方同行的眼睛。
现在，我们也是时候深入了解一下 ErdalAr ı kan 和他的极化码了。
" 学信息论，我就是要去 MIT"
ErdalAr ı kan 于 1958 年出生，在土耳其西部长大，是一名医生和家庭主妇的儿子。
他热爱科学，十几岁时，他的父亲说，在他的职业中，二加二并不总是等于四。Ar ı kan 对父亲的这个说法深感困惑，长大后，他决定不从事医学行业，转而去工程学寻求数字精确化带来的安慰和确定，" 我喜欢精确的东西 "，" 结果总是在你的意料之中 "。
怀着这样的热情，Ar ı kan 进入了中东技术大学的电气工程专业。但在 1977 年，也就是他刚入学的第一年，该校因种种原因遭到了学生们的强烈抵制。在这样的环境下，Ar ı kan 凭借着出色的成绩转学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市的全球顶尖的科学机构之一 CalTech，在入学的前几天，他参加了一场由传奇物理学家费曼主持的介绍会，" 这种感觉就像被圣人祝福了一样 "。
在 CalTech 学习期间，Ar ı kan 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课程中，尤其是信息论。当时，这个领域还很年轻，距离 Claude Shannon 正式创立才过去不到 30 年。
香农的成就是了解如何量化模糊的信息概念，从而创建了一门扩展通信和数据存储视野的学科。通过发布一种通用的信息数学理论，香农为互联网、移动通信以及数字时代的其他一切奠定了基础。
信息论的相关研究一直吸引着 Ar ı kan，在 CalTech 完成了学业后，他决定前往 MIT 继续进行信息论的研究，至于原因，Ar ı kan 说：" 因为 Bob Gallager 在那儿。"
" 如果要做信息理论，MIT 才是我应该去的地方。"
1981 年，Ar ı kan 到达 MIT 时时，Gallager 转移了工作重心，开始专注于数据网络的运作方式。Ar ı kan 第一次去 Gallager 办公室时，他紧张到发抖。Gallager 给了他一篇关于分组无线电网络的论文。" 我正在推动其从信息理论转向研究网络问题，"Gallager 说，" 这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变得日渐明显，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发送数据并不是全部内容，你确实必须拥有一个系统。"
第二年，Ar ı kan 开始致力于学习网络，但他从未放弃对信息科学的热情。在学习信息科学的过程中，他最大的困扰是如何解决香农在他 1948 年的论文中阐明的问题：如何在高速准确地传输信息的同时，克服在移动所有这些位元的过程中所引入的不可避免的 " 噪音 "，也就是说，保证信息不被改变。
该问题被称为通道容量（channel capacity），根据香农的说法，每个通信通道都有一种可靠地传输信息的速度限制，迄今尚未达到的理论边界称为香农极限（香农 limit）。
Gallager 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就曾挑战过香农极限，他也十分接近于香农极限。Gallager 的理论方法是被称为低密度奇偶校验码（LDPC），这是一种实时纠正错误的高速方法。尽管 LDPC 的数学方法具有创新性，但 Gallager 了解到，这在商业上是不可行的。
如今，Gallager 表示：" 对于所需的逻辑操作而言，这太复杂了。"Gallager 和 MIT 的同事们都认为，他们已经尽可能接近了香农极限。就在 Gallager 准备继续往前推进研究的时候，时间往前推进到 80 年代，人们对信息论的热情逐渐减弱了。
但 Ar ı kan 是一个例外，他仍然对香农极限抱有极大的热情。在他研究 Gallager 让他研究的网络问题的论文时，他抓住了其中的纠错内容，" 当进行纠错编码时，其实也就是在研究香农理论 "。
1986 年，Ar ı kan 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在伊利诺伊大学短暂停留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回到土耳其，加入了土耳其的第一家私人非营利性研究机构比尔肯特大学。在比尔肯特大学任职期间，Ar ı kan 建立了工程学院，除了日常授课和发表论文外，该校也始终允许他继续研究香农极限问题。
" 最优秀的人才在美国，但是他们为什么不在同一问题上持续工作 10 年，甚至 20 年呢？" 他感到疑惑，" 因为他们将无法获得任期，他们将无法获得研究经费 "。与其以微小的步伐推进他的领域，Ar ı kan 决意进行一项艰巨的任务，当时他可能没想到，这将会成为他未来 20 年的主要工作。
提出跨时代的极化码，却没有心思去申请专利？
谁也没能想到，1965 年俄罗斯信息科学家在一篇长达三页的简报中提出的问题，成为了 Ar ı kan 实现突破的关键。
2005 年 12 月，Ar ı kan 重新构造了这个问题，"关键是着眼于那些存在悖论的地方，这就像冰山一角，如果发现了任何有异议之处，详细查看和研究，就有可能在下面找到一个宝库 "。
Ar ı kan 的目标，也就是对香农极限的挑战，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在嘈杂的信道上准确地传输信息，最关键在于如何做到准确。
当然，如果你对准确性问题不那么关心，那自然会自由许多。但是，如果寄件人和收件人希望能保持信息和数据的一致性，就必须在其中插入一些冗余。这使收件人可以交叉检查邮件以确保准确性。但是问题是，过多的交叉检查会减慢传输的速度。
这被称为信道编码问题（channel coding problem），噪声量越大，就需要更多的冗余来保护消息，但同时冗余越多，传输速率就越慢。编码问题试图克服这种权衡，找到方法以最快的速度实现信息的准确传输，最佳速率就是香农极限。
Ar ı kan 的解决方案是，通过 "通道极化（channel polarization）"，创建一个近乎完美的通道。噪音会从一个通道转移到同一通道的副本，以创建更干净和更脏的副本。经过一系列递归的步骤之后，Ar ı kan 得到了两组信道，其中一组噪声很大，另一组几乎无噪声。从理论上讲，清除噪声的通道达到了香农极限。
Ar ı kan 称这个解决方案为极化码（polar codes），就好像是噪音被驱逐到了北极，从而实现在南极的高效率通信。
在那之后，Ar ı kan 再花了两年时间完善细节。他知道，香农发表有关信息论的论文前，并没有告诉实验室的任何人，" 香农从未提到过信息论，他一直在秘密工作 "，这也成了 Ar ı kan 的日常。" 我很高兴知道世界上没有其他人在研究这个问题，这毕竟不是一个热门话题 "。
2008 年，也就是 Ar ı kan 首次实现他的突破性成就后的第三年，Ar ı kan 终于投稿了他的作品。其实多年来，Ar ı kan 一直都了解这项发现的重要性。多年来，每当 Ar ı kan 旅行时，他都会将未出版的手稿留在两个信封中，上面写着 " 给我信任的顶级同事 "，并让他们把信封寄出，" 如果我不回来的话 "。
2009 年，该领域的顶级期刊《IEEE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Theory》发表了 Ar ı kan 的论文，不过，这并没有使 Ar ı kan 变得家喻户晓，但是在信息论的小团体中，极化码足以引起不小的轰动。
尽管 Ar ı kan 为自己的成就感到无比自豪，但他并不认为极化码具有实用价值。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解决方案，即使实施，也似乎不可能兼容纠错码（error-correction codes），他甚至没有去申请专利。
和华为的相遇
1987 年，大概就在 Ar ı kan 返回土耳其时，当时 44 岁的任正非创立了一家从事电信设备贸易的公司，他将其命名为 " 华为 "，取意 " 中国的前途光明 "。华为的特点之一是试图在客户服务上维持几近疯狂的投入。
由于供应商的不可靠性，任正非决定华为应该制造自己的系统。由此他们开始了漫长的过程，将华为建设成为一家不仅在中国国内，而且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全产业链生产和销售能力（从基站到手机）的通信设备公司。
华为的崛起被精心地呈现于该公司发布的一个小型的、自我强化的文献库中，其中包含了该公司创始人的语录。其中有这样一个描述，公司授权的作传者田涛引用了任正非关于公司如何与曾经主导该领域的强大的国际 " 大象 " 竞争。" 当然，华为是无法同 " 大象 " 匹敌的，因此它必须采取狼的特质：敏锐的嗅觉，强烈的竞争天性，协作精神和奉献精神。"
但是在田涛的论述中，忽略了一些关键细节。比如，中国政府的作用被忽略了，在一次采访中，任正非曾表示，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华为将不复存在。这不禁让我们想到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政府为华为提供的一系列贷款和金融支持，以及一些其他的政策，这些都为华为赶超国外竞争对手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在政府的支持下，华为和中兴通讯等中国公司开始主导国家通信设备市场。显然，华为已成为大象。
除此之外，中国政府还提供了支持以帮助华为在海外立足，向客户提供贷款，使华为的产品更具吸引力。曾经，华为最大的外国竞争对手之一北电，一家总部位于加拿大的北美电信公司，在面临中国产品的竞争力逐渐加剧的情况下，北电的业务出现显著下降。
2009 年，北电申请破产，因为它未能适应变化的竞争环境。但是北电最有价值的资产还不在于其产品，而是位于渥太华研究实验室中无与伦比的专业人才，该实验室是被称为加拿大传奇的贝尔实验室。
华为也抓住了这次机会。多年来，华为一直在建立自己的研究能力，试图摆脱作为低成本供应商的声誉。现在，随着北电网络的灭亡，华为将有机会获得比市场份额更大的奖励：技术的优势，当然，还有尊重。
位于渥太华的北电实验室负责人童文在中国长大，并在蒙特利尔的康考迪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为每一代移动技术做出了贡献，并在美国拥有 470 项专利。如果电信公司们在 2009 年举行研究科学家选秀，那么童文将会是很多人的首选。那时童文是一名自由代理人，谷歌、英特尔和其他公司都在设法招募他。
但最终，童文选择了华为。他想让他的网络科学家在一起，团队也不想离开加拿大。华为对他们留在加拿大一事也并未表现出太大意见，甚至华为还向他们承诺，他们可以自由地向 21 世纪网络科学的标志发起挑战：创建 5G 基础设施。
中间捧奖牌者为童文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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