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字当头 新《商业银行法》拟强化追责问责、提高处罚上限

防风险基调下，银行业强监管高压态势将从立法层面获得进一步支持。北京商报记者10月18日注意到，在央行日前发布的《商业银行法（修改建议稿）》（以下简称《修改建议稿》）中，拟加大商业银行违法违规处罚力度，其中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强化追责问责，压实责任到“人”；二是提高罚款上限。

自2017年原银监会在监管处罚机制改革中首次提出建立“双罚制”以来，监管部门持续推动重大案件问责，落实机构与人员“双罚”，提高执法威慑力。央行日前发布的《修改建议稿》对商业银行问责机制进行了完善，包括在新设章节“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中，要求商业银行“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分工负责内部控制制度的制定和执行，并对内部控制失效造成的损失承担管理责任”。同时，在第十章“法律责任”中，《修改建议稿》增设对商业银行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风险事件直接责任人员的罚则；引入限制股东权利、薪酬追索扣回等措施，强化问责追责。

就在央行发布《修改建议稿》的同一日，银保监会对浦发银行成都分行违规发放贷款、广发银行惠州分行违法违规担保两起重大案件的持续问责进展进行了通报。其中，对浦发银行成都分行违规发放贷款案件的首次通报见于银保监会2018年1月的公告，根据公告，该行向1493个空壳企业授信775亿元，以换取相关企业出资承担其不良贷款，彼时监管部门已对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处以罚款4.62亿元。广发银行惠州分行一案则爆发于2016年底，根据银保监会公告，2012年-2016年期间，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员工与广东惠州侨兴集团人员内外勾结、私刻公章、违规担保，涉案金额约120亿元，其中银行业金融机构约100亿元，主要用于掩盖该行的巨额不良资产和经营损失，彼时监管部门已对广发银行总行、惠州分行及其他分支机构罚没合计7.22亿元。

作出巨额罚款处罚后，问责还在继续。北京商报记者对比银保监会披露信息发现，因浦发银行成都分行违规发放贷款案件案件受到浦发银行内部问责的人数已由2018年公告的195名增至311名，并有多名中高层管理人员受到党纪处分，地方人民法院已对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原行长等21名刑事被告人作出判决。另外，广发银行惠州分行违法违规担保案件中，已有48名责任人员受到党纪处分、内部问责，地方人民法院已对包括广发银行惠州分行、侨兴集团有限公司涉案人员等在内的共12名刑事被告人作出一审判决。

银保监会表示，在上述两起重大案件查处工作中，银保监会坚持对违法违规案件处罚问责高压态势，推动相关机构健全公司治理、强化内控机制建设，提升合规管理水平，从严落实案件防控各项要求。下一步，将加大监管力度，深化整治市场乱象，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加重责任可以有效避免银行以国家信用作为隐性担保，以及政府公共资金救助带来的道德风险和对竞争秩序的破坏。同时可产生银行监管内部化的效果，促进银行不断完善公司治理。”中国人民银行昆明市中心支行原行长杨小平曾表示。

与此同时，《修改建议稿》还将罚款上限大幅提高，例如，将罚款限制从违法所得的1-5倍放宽至1-10倍。这一修改改善了过去商业银行违法、违规行为产生的负面效应与其罚则设置之间的不匹配问题。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表示，近年来，银行体系暴露出案件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监管制度、法律相对银行快速发展滞后，违法、违规成本过低。

今年以来，随着强监管力度持续加深，千万元级别、甚至亿元以上的罚单已经屡见不鲜。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20年前三季度银保监系统共向银行业机构和个人开出罚单超1800张，合计罚没金额约10.34亿元，超过去年全年总和。2019年全年，银保监系统共向银行业各类机构和个人下发了3382张罚单，合计罚没金额约9.49亿元。

周茂华表示，可以预见，今年第四季度，监管层对金融机构违法违规行为的高压态势将继续保持。他指出，国内金融机构发展不平衡，业务人员素质、合规经营企业文化培育仍需要一个过程，后续预计仍有不少金融机构将受处罚，这也势必推动金融机构加快完善内部治理，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提升经营效率。